郜：张爱玲是八十至九十年代大陆文学界的热点，她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现代文学史一个重要环节的认识，还直接影响到当代文学创作。王安忆、贾平凹、苏童、叶兆言等一大批青年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对张爱玲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清楚的痕迹。１９９５年９月，张爱玲在海外逝世，“张爱玲热”又再度掀起，许多有分量的研究著作和传记陆续出版，张爱玲的书也由零星印刷渐渐发展到比较的成系列。目前大陆还没有出全集，但香港皇冠版全集并不难觅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氏全集大陆版应该不会遥遥无期吧。

   但迄今为止，一个极大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读书界的重视：人们一直把张爱玲分割为二，一是四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张爱玲，一是五十年代后漂泊海外自甘寂寞的张爱玲。大陆谈论较多的是前一个张爱玲，而对后一个张爱玲则注意得很不够。虽然张氏根据她１９５０年在上海《亦报》连载的长篇《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１９６７年香港皇冠）最近搬上了银幕，她１９５２年由沪迁港、定居美国直至客死异乡的踪迹也屡有披露，但所有这些，与完整呈现文学家张爱玲五十年代以后的创作活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袁：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郜：从中“作梗”的，主要是张氏１９５４的在香港发表的两部长篇《秧歌》与《赤地之恋》。海外最早对这两部书私下或公开作出评介的是胡适与夏志清，他们褒多于贬，不乏真知卓见，但也尽显了各自的偏见。海外学者带着偏见及时关注了张爱玲这两部长篇，大陆学者则因为自己的偏见至今还不愿正视它们。１９８４年《收获》重登张氏旧作《金锁记》时，柯灵先生写了《遥寄张爱玲》一文，谈到《秧歌》、《赤地之恋》，即不假思索全盘予以否定，理由是“政治偏见”，“虚假”，“不真实”，连“作者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也成了抹煞其创作的依据。柯灵先生的观点隐隐已成为定论，十多年过去了，张氏五十年代以后的创作很难得到客观而公正的对待。一谈到后期张爱玲，似乎就只有《红楼梦》研究，《海上花列传》译注，以及其他用中英文零星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小说家张爱玲被腰斩了，她的形象和价值，就定位在四十年代那几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上面。

   袁：在张爱玲研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估计她五十年代后的创作？能否以五十年代为界线，把她分割成互相没有关联的前后两部分？如果不能，又将如何看待她前后期创作的内在关联？如果把五十年代前后的张爱玲当做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她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会不会作出和现有的定论不尽相同的描述？

   郜：１９９５年冬，张爱玲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内，陈子善先生特地将新发现的张爱玲学生时代一篇习作揭载于《文学报》，作为对这位旷代才女的纪念。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想完整地了解张爱玲其人其书、爱而欲其全的愿望有多么强烈。既如此，又有什么理由避而不谈她在五十年代创作的两部直接关系到后期文学活动的长篇呢？因为争议甚大，话题敏感？不是的。这两年文坛争论可谓多矣，许多人担心的并非有什么不便争论，倒是能够想到的话题差不多争论完了，无话可说的危机已悄然而至。《秧歌》、《赤地之恋》之所以很少被人讨论，我想主要因为从当代的文学史框架和文学观念出发，根本就不把它们当做问题。换言之，这个现象隐藏着当代的文学史框架和文学观念本身某种有待分析的问题。

   袁：八、九十年代两次张爱玲热，主要将张定位成代表小市民生活理想又有点神秘的贵族化色彩的作家，至少倾慕张爱玲并努力向她学习的一些当代作家是这么看的。他们根据的只是张氏四十年代的作品，片面性可想而知。张的创作生命并不止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她除了一些电影剧本和英文作品，光是用中文写作，或起初用英文后来又亲自翻成中文的作品，比较重要的就有《小艾》，《十八春》（后改为《半生缘》）、《色戒》、《五四遗事》、《怨女》、《秧歌》和《赤地之恋》，长篇就有四部（四十年代的两部长篇《连环套》、《创世纪》只开了个头，也并不出色）。

   郜：仅仅根据张氏四十年代作品对她作出定论，的确很轻率。复旦历史系廖梅博士１９９５年写过一篇短文《警惕张爱玲》（《探索与争鸣》），强调张的贵族出身和高雅气质，批评当下一些作家把自己的“中产阶级理想”投射到张身上，把张按当代生活趣味制成偶像而争相仿效。她呼吁警惕这样被曲解了的张爱玲，很有见地。张爱玲所以被“中产阶级化”，首先因为现在确实弥漫着一种也许多半有点不切实际的中产阶级生活理想，这种理想要在历史上“追认前驱”，就找到了张爱玲（还有苏青）。但张爱玲之所以被想当然地追认为当代中产阶级生活理想的文学先驱，根源不在作家，而是受到最近文学史研究界某种共识的暗示与鼓励。张爱玲自从八十年代初与钱钟书、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等一起先后被“再发现”以至于今，始终就被指认为具有强烈现代意识、善于探索个人内心隐秘、体察个人生命感受、书写私人化生活空间的那一路作家，被这样指认的张爱玲确实很容易和“新市民文学”乃至“小女人文学”攀上亲戚，显出鲜明的“家族相似”。

   袁：张在大陆的“再发现”，主要受海外学者特别是夏志清的影响。但我记得夏氏《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仅盛赞张爱玲前期中短篇小说，对后期长篇特别是《秧歌》也给以很高的评价。在夏的研究中，大概找不出张爱玲身上中产阶级的影子吧。同样关于张爱玲的“再评价”，何以会有这样的差异？

   郜：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他的评判体系，这个姑且不谈。大陆学者重新发现张爱玲时特别看重她四十年代的创作，我认为主要是文学史反思过程中矫枉过正所致。文学史反思最初的兴奋点是重新评价已往被政治标准排斥在文学史权威叙述以外的作家作品，对张爱玲如此，对周作人、钱钟书也一样。这些作家的意义确有非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方面，但仅仅着眼于此，无视其他方面，那就只是用新的单一标准（非或反意识形态）取代旧的单一标准（迎合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自然各各不同，但对作品整体艺术内含的片面选择，却如出一辙。

   袁：所谓矫枉过正，就是在反拨旧的政治决定论的同时，又滑入了新的政治决定论，即把凡是和政治疏远的作品都划进纯艺术领地，而和政治接壤的作品则想当然地划入非艺术领地。张爱玲四十年代小说与政治无关，于是就给以较高乃至极高的评价，对五十年代以后像《秧歌》、《赤地之恋》之类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作品则统统视为拙劣的宣传。

   郜：长期以来，文学之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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